刘全志

《毛诗注疏》，清阮元《十三经注疏》校刻本

孔颖达的这一选择，成为后世解读《鸱鸮》一诗的主流观点 。毛传、郑笺对诗义的不同解读，可以看作汉人对《鸱鸮》的不同认知，而决定这一相异认知的关键则是对《金縢》“周公遗王以诗”的不同解读：毛传认为《鸱鸮》创作于周公东征之后，是在言说“不得不诛管、蔡之意”［10］；相反，郑玄解“金縢故事”发生在周公东征之前，《鸱鸮》为周公避居待罪时所作，因此诗义是为属臣求情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无论是毛传还是郑笺，都没有将鸱鸮解释为“恶鸟”，毛传云“鸱鸮，也”、郑笺云开篇“鸱鸮鸱鸮”为“重言”，是鸱鸮自言［11］，非后世所理解的呼号鸱鸮之言。这一点可以从毛传、郑笺对第一章的解读加以证明：《鸱鸮》首章的内容丰富、指称众多，至少涉及“鸱鸮”“我子”“鬻子”“我室”四种指称。其中“鬻子”，毛传云“稚子，成王也”，郑笺云“鸱鸮之意，殷勤于此，稚子当哀闵之。此取鸱鸮子者，言稚子也。以喻诸臣之先臣，亦殷勤于此，成王亦宜哀闵之”［12］。显然，在毛传、郑玄看来，诗中“我子”“鬻子”的意义不同：前者字面意思是指鸱鸮子，毛传认为喻指管蔡，而郑玄认为喻指具有功勋的“先臣”之子即“诸臣”；后者字面意思是“稚子”，毛传、郑笺均认为喻指周成王。因为两者对“鸱鸮子”的不同理解，所以“我室”也产生了分歧：毛传认为喻指周室，而郑玄认为喻指诸臣之土地、官位，即“幸无绝其官位，夺其土地，以其父祖勤劳乃得有此，故爱惜之，不欲见其绝夺”，周公之意“实请属臣之身，但不敢正言其事，故以官位、土地为辞耳”［13］。撇开毛郑相异之处，两者都认为“我子”是指“鸱鸮子”，“鬻子”指成王。以孔颖达所述毛传之义而言，鸱鸮喻指周公，即周公“假言人取鸱鸮子者”，以“言管、蔡罪重，不得不诛之意”［14］，即“我子”之管蔡为周公自取，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在“我子”（管蔡）与“我室”（周室）存在矛盾冲突之时，只能诛灭罪重之“我子”，进而巩固之“我室”，即“宁亡二子，不可以毁我周室”［15］。虽然对“我子”的喻指不同，但郑玄依旧认为鸱鸮喻指周公，为了营救诸臣，鸱鸮也暗指那些殷勤于成王的“属臣之先臣”［16］。从孔颖达正义来看，他遍引《尔雅》《方言》、陆玑、王肃等，也认可“鸱鸮为小鸟”且喻指周公的解释，所以他说“无能毁我室者，谓鸱鸮之意，唯能亡此子，无能留此子以毁我室。此鸱鸮非不爱子，正谓重其巢室也”［17］。

显然，毛传在以鸱鸮为周公的前提下，认为首章中的“我子”“我室”，分别喻指管蔡、周室，在两者对立且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况下，周公只能舍“我子”而保“我室”，其中“鬻子”喻指稚子成王便是“我室”的代表，也就是说管蔡虽然是周公之“甚爱此、甚惜此二子，但为我稚子成王之病，以此之故，不得不诛之也”［18］。换言之，在毛传看来，“我子”和“我室”是独立的双方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矛盾、冲突的，而且这种矛盾冲突难以调和、只能舍彼才能保此。这种对立的解读，郑玄并没有采纳，主要原因是他已不把《鸱鸮》创作的背景理解为周公东征之后，而是在周公居东待罪之时。也就是因为这一立场，在郑玄看来“鸱鸮”仍然喻指周公、“鬻子”仍然指稚子成王，但“我子”“我室”已不再喻指管蔡、周室，而是喻指周公属臣、土地官位，其中取鸱鸮子者，乃稚子成王，所谓“恩斯勤斯，鬻子之闵斯”乃是周公“喻指诸臣之先臣，亦殷勤于此，成王亦宜哀闵之”［19］。显然，在郑玄看来，“我子”“我室”不是对立关系，而是顺承关系，均属于周公代言的属臣及其土地官位；与之对立的则是“鬻子”成王，成王应该看在这些属臣之先臣的面子上哀闵属臣，不要剥夺其土地官位，甚至宽宥属臣之身。

《毛诗注疏》，元刻明修本，国家图书馆藏

概括而言，毛传、郑笺眼中的鸱鸮为小鸟，且喻指周公，与之对立的一方不是纣王之子武庚，而是管蔡（毛传）、成王（郑笺）。

二 “鸱鸮为恶鸟”的形成

当代学者十分熟悉的鸱鸮为恶鸟，喻指武庚，显然不是从毛传、郑笺开始的，也不是唐人所持守的。以现存的文献来看，商人武庚进入《鸱鸮》诗义的路途最终完成于两宋之际，朱熹《诗集传》对《鸱鸮》的阐释可资证明。但是，在商人武庚被正式引入诗义之前还需要先完成“鸱鸮为恶鸟”的阐释。

如前所言 ，毛传、郑笺、孔颖达都认为“鸱鸮为小鸟”，且喻指周公，但这一说法至唐末五代时期遭到邱光庭的反驳，他认为：“据毛苌、郭璞、颜师古诸儒之说，则鸱鸮土枭之类，非巧妇矣。‘无毁我室’，‘我’，巧妇也。然则此诗之内，有鸱鸮毁室之言，盖周公之 意，以鸱鸮比管蔡，巧妇比己，言管叔蔡叔流言，致成王疑我，罪我属党，不可更夺其土地。故云‘既取我子，无毁我室’，如此则当是鸱鸮欲毁巧妇之室，巧妇哀鸣于鸱鸮，而康成、颖达直以鸱鸮为巧妇，非也。”［20］显然，根据郭璞注《尔雅》、颜师古注《汉书》等，邱光庭直言孔颖达以小鸟巧妇释鸱鸮是错误的，鸱鸮应是恶鸟，喻指管蔡，而诗中“我”则是巧妇，喻指周公，诗义就是周公控诉鸱鸮的流言，周公的属党也因而被成王收捕，周公作诗即告诉成王“不可更夺其土地”。无疑，除了将鸱鸮理解为恶鸟之外，其他诗义采自郑玄。在邱光庭眼中，鸱鸮喻指管蔡，即周公的对立面，又因“罪我属党”的是成王，所以《鸱鸮》一诗反映出周公一人所面对的两股异己势力：一为管蔡，无可争取；一为成王，尽力说服。这一解读扩展了诗义，但同时也强化了管蔡与周公对立的决绝以及矛盾的不可调和：此时的周公不再惋惜、爱怜作为兄弟的管蔡，而是将之完全推向对立面进而标识为万劫不复的恶人角色。

邱光庭的阐释在展现周公爱憎分明的同时，也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周公的决绝与狠心：为了属党、诸臣，完全置兄弟手足之情于不顾，这显然有损于周公的圣德形象。也许正是这一漏洞，邱光庭之后的北宋学者便力求改变思路，即他们在沿用“鸱鸮为恶鸟”说的同时，又对其喻指加以回避。

欧阳修像，清殿藏本，采自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《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》

欧阳修《诗本义》认为“但据诗义，鸟之爱其巢者，呼鸱鸮而告之曰，宁取我子，勿毁我室。毛、郑不然，反谓鸱鸮自呼其名”。欧阳修持论的根据是《尚书·金縢》，而且采用周公东征说、反对郑玄的居东待罪说，以此他认为“诗谓‘我子’者，管、蔡也；‘我室’者，周室也”［21］。这一观点与毛传相同，所以欧阳修明言“毛郑之失”而实际上反驳的是郑笺。当然，针对“鸱鸮”之义，欧阳修与毛传、郑笺的小鸟说不同，他认为“诸儒用《尔雅》谓鸱鸮为，《尔雅》非圣人之书，不能无失，其又谓为巧妇，失之逾远。今鸱多攫鸟子而食，鸮，鸱类也”，因此“鸱鸮鸱鸮”是“有鸟之爱其巢者，呼彼鸱鸮而告之曰”，“其再言鸱鸮者，丁宁而告之也”［22］。

其后 ，苏辙《诗集传》说“鸱鸮，恶鸟也。鸟之有巢者，呼而告之曰，既取我子矣，无复毁我室。周之先王，勤劳以造周，如鸟之为巢。苟取其子，而又毁其室，是重伤之也。管、蔡既已出周公矣，王又不信而诛周公，周公诛而王业坏矣。恩，爱也。鬻子，稚子也。先王之爱其室家与其勤之者至矣，庶几稚子之闵之而已。稚子，谓成王也”［23］。如同邱光庭、欧阳修，苏辙也认为“鸱鸮为恶鸟”，但他认为周公代表着“我室”，稚子成王应该感“先王之爱其室家与其勤之者”而“闵之”，进而以“信”周公。

从欧阳修、苏辙的观点可以看出，虽然他们坚持“鸱鸮为恶鸟”，但都没有言明鸱鸮喻指何人。显然，如果要坚持“鸟之有巢者呼鸱鸮而告之”，那么“鸱鸮”喻指何人是必须回答的问题。因为只有回答了这一问题，才能最终证明“鸱鸮为恶鸟”的说法是成立的。既然邱光庭的说法存在着巨大的漏洞，欧阳修、苏辙等人又加以回避，那么何人是鸱鸮的谜底，最终则需要两宋之际的学者来揭晓。

三 鸱鸮喻指商人武庚与诗旨的定型

以现有的记载来看，朱熹《诗集传》在阐释《鸱鸮》时已经明确引入了商人武庚，其云“鸱鸮，，恶鸟，攫鸟子而食者也。室，鸟自名其巢也”，“托为鸟之爱巢者，呼鸱鸮而谓之曰：鸱鸮鸱鸮，尔既取我之子矣，无更毁我之室也。以我情爱之心，笃厚之意，鬻养此子，诚可怜悯。今既取之，其毒甚矣，况又毁我室乎！以比武庚既败管、蔡，不可更毁我王室也”［24］。朱熹对《鸱鸮》的阐释于后世影响最大、流传最广，从一定意义上说，朱熹将鸱鸮视为恶鸟并喻指商人武庚，成为这一观点横行天下以至渐成定论的重要支柱。如元代以阐发《诗集传》为主旨的刘瑾《诗传通释》引彭氏（庐陵彭执中）曰：“鸱鸮以比武庚，子以比群叔，室以比王室。”［25］显然，这是对朱熹解说的进一步细化和明晰。

朱熹像，清人绘，采自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《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》

以两宋之际的社会形势来看，朱熹引入商人武庚来阐释诗义，也并非“前无古人”的独自创新，而是存在着明显的传承脉络。例如与朱熹 同时代的吕祖谦指出“程氏曰：‘鬻，育也。’朱氏曰：‘鬻养此子，诚可悯怜，今既取之，其毒甚矣，况又毁我室耶！’本程氏说”，又“程氏曰：‘鸱鸮谓为恶者，子喻管、蔡，室喻王室。’”“朱氏曰：‘周公托为鸟言以自比。’”［26］显然朱熹对《鸱鸮》一诗的阐释，直接源自于北宋二程的解说。

在认定“鸱鸮谓为恶者”的前提下，二程也在思考“不知呼鸱鸮者主何物”［27］，其后作为“程门四先生”之一的吕大临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解说：吕大临在确认“鸱鸮，恶声之鸷鸟也”的同时，又云“殷民欲叛，冯附二叔之亲，欺惑其人，使之流言云：‘周公将不利于孺子。’欲王取信兄弟之言，中伤周公，谋危王室也。故周公曰：‘管、蔡，亲也。尔既以恶汙染，使于罪，是汝殷民入吾国，害我兄弟矣，又欲危王室，则不可也’”。［28］从中可以看出，如果程氏明确提出不知“鸱鸮”喻指为何的问题，那么吕大临则通过引入“殷民欲叛”“殷民入吾国”之“殷民”回答了这一问题，即“鸱鸮谓为恶者”喻指反叛的殷民。吕大临的这一解说，为朱熹所承继，且又加以具体化：反叛之殷民就是指商人武庚。所以，由二程、吕大临等人的思考、解说，朱熹引武庚入诗也是顺理成章之事。

经朱熹的阐释，《鸱鸮》诗义变得更为显豁，也许在时人看来，朱熹的解说还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憾，即他与毛传所说的“鸱鸮为”存在矛盾。可能正是为了补救、弥缝这一点，吕祖谦便力证“”乃鸱鸮之别名，于是毛传所云“”与宋人所说恶鸟之鸱鸮合二为一，因此“鸱鸮鸱鸮”之后的言语乃“为周家语殷民之辞也”［29］。这一观点无疑是对吕大临、朱熹之说的沿用和补充。可见，被朱熹称之为“毛郑佞臣”的吕祖谦在这里只是貌似“尊毛”［30］，其实也是延续诸如吕大临、朱熹等宋代学者的观点。引用郭璞的《尔雅》注解并非始于吕祖谦，邱光庭、陆佃（陆农师）均曾引述这一注解，但他们都未解决陆玑所说“巧妇”与鸱类的关系，因此也未真正弥合“”与恶鸟鸱鸮之间的裂痕。与之相比，吕祖谦将“巧妇”与视为两物，进而判定“”为鸱鸮之别名，他在确证“”为鸱鸮的同时，也确证着宋人所说的“恶鸟鸱鸮”也就是毛传所说的“”。于此，“鸱鸮为恶鸟”的观念不但进一步强化，毛传和宋人解说之间的关联也得以建立。

综合而言，从邱光庭经欧阳修、苏辙、二程、陆佃至吕大临、朱熹、吕祖谦，经过众多两宋学者的阐发，基本形成一个共识，即《鸱鸮》一诗中的鸟分为两种：一为“攫鸟子而食者”的鸱鸮，另一是“鸟之爱其巢者”。而经过朱熹、吕祖谦等人的引证，其中的鸱鸮喻指武庚，“鸟之爱其巢者”喻指周公，于是这首诗变成了正面势力与反面势力的对抗，即周公对破坏者武庚的控诉。在这两股对立力量的对抗之中，“我子”喻指管蔡，“鬻”训为“养”，“鬻子”之“子”也是管蔡，它代表着“鸟之爱其巢者”即周公做出的牺牲、付出的代价，而“我室”则是周成王的代表。也就是说，在两宋之际的学者看来，成王在《鸱鸮》一诗中没有直接出现，“我室”即代表着成王，成王与“我室”融为一体，它与周公一起成为“鸱鸮”的对立面，而“我子”则是周公一方被“鸱鸮”蛊惑、引诱而做出的牺牲。经过这样的阐释，《鸱鸮》一诗鲜明地表现出周公对敌对势力商人武庚的愤怒与控诉，同时也呈现出对误入歧途之手足兄弟管蔡的爱怜、惋惜乃至痛心，更展现了周公对代表着成王的周王室忠心耿耿和披肝沥胆：“鸟之爱其巢者”含辛茹苦之态、赤心忠胆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、力透纸背。于此，鸱鸮为恶鸟、喻指十恶不赦的敌对势力，也得以定型。

所以，两宋之际的学者把商人武庚引入《鸱鸮》一诗，不但使诗义变得合情合理，更使得周公的呼号、勤苦蕴含着保家卫国的忠心：武庚承担了罪大恶极的角色，他蛊惑了管蔡，使周公丧失了手足兄弟，而且又想得寸进尺进一步摧毁周室，真是贪得无厌、恶贯满盈，实为十恶不赦的罪人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经过宋人的诗义阐释，商人武庚承担了一切反面角色应该承担的罪名。也正是在两宋学者眼中，《鸱鸮》一诗变成了表现商周两朝的对抗之诗。同时，也因为武庚的加入，使得周公对周王室的忠心更加坚定、彰显而正义凛然、毋庸置疑，进而周公圣人的形象也被塑造得活灵活现而又完美无缺：鸱鸮所代表的敌对势力，是周公控诉的对象；“我子”是被敌对势力蛊惑的对象，是周公一方的损失，是周王朝与商人较量所付出的代价；而代表成王的“我室”，是周公尽心尽力保护的对象。在一首小诗中，有明确的反对对象、惋惜对象和极力保护的对象，周公付出的情感不但具有鲜明的层次性，而且爱憎分明、公正合理，符合世间对圣人的期许，因此这一形象也受到世人的欢迎。

四 南宋至清的弥合汉宋之举

与吕 祖谦相同，黄櫄《诗解》也有弥合宋人与毛传缝隙的倾向。黄櫄云：“鸱鸮，恶鸟，故破群鸟之巢而食其子，鸟之护其巢者呼鸱鸮而告之曰‘汝既先取我子矣，无更破我之巢也，我养子之勤、营巢之劳，其所积累盘聚缠绵固蒂者非一日矣，而汝其毁我之成巢乎’，其意谓周自后稷开基、公刘笃烈、太王肇基王迹、王季勤劳王家、文武经营内外之治，武庚既逞其奸于管蔡，而复欲并王室而毁之。鸱鸮者，指武庚也；子者，指管蔡也；我室者，谓王室也。使成王而知此则庶乎？乱可止矣，故曰‘救乱也’。”［31］与朱熹《诗集传》的言简意赅相比，黄櫄阐释得更为清晰、明确而且详尽：不但鸱鸮、我子、我室喻指明晰，而且“护巢之鸟”的辛勤营巢还拥有了周王室历代勤勉的深厚积淀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黄櫄将周公对武庚的呼告之义归结为毛传的“周公救乱也”，这无疑表现出他将宋人的阐释与毛传加以接续、融合的努力。

在后世的众多申说之中，马瑞辰的阐释可作代表，与吕祖谦、黄櫄的立场一样，马瑞辰尽力糅合汉唐古说与两宋学者的新创，只不过他将这种融合由“为鸱鸮别名”进一步扩展至桃虫、鹪鹩、蒙鸠、布谷等。与吕祖谦“别名”“两物”的思路不同，马瑞辰遍引《诗经·小毖》《荀子》《月令》《尔雅》《说文》《玉篇》《方言》《广雅》以及相关注疏等力证诸书所云鹪鹩、、果蠃、桑飞、蒙鸠、布谷“其义一也”，即这些交错糅合的名称说明一个事实：“鸱鸮取布谷子以化雕，盖古有此说。”［32］显然，这是一种诸说的大汇通，也因此“《诗》以鸱鸮取子喻武庚诱管、蔡者，所以末减管、蔡倡乱之罪，而不忍尽其词，亲亲之道也。‘既取我子，无毁我室’，言其既诱管、蔡，无更伤毁周室，以鸟室喻周室也，《传》云‘宁亡二子，不可以毁我周室’是也。”［33］相对于二程、朱熹将“鬻”训为“养”，马瑞辰遵从毛传训为“稚子，谓指成王”，“恩斯勤斯”指周公自言［34］。无疑，马瑞辰一方面认可两宋学者的观点，坚信鸱鸮为恶鸟并喻指武庚，另一方面又在阐释《毛诗序》所云“成王未知周公之志，公乃为诗以贻王”［35］。

马瑞辰的解读显然就是汉唐、两宋阐释的融合与汇通，当然在汉唐与两宋之间，他倾向于两宋，即信守鸱鸮为恶鸟、喻指商人武庚的成说。与马瑞辰相比，方玉润倒是十分怀疑《金縢》的可信性，但他仍然认为周公诛管蔡是《鸱鸮》一诗的重要政治背景，从“集释”部分引朱熹、郭璞、吕大临之说鸱鸮而言［36］，显然他也是认同“鸱鸮为恶鸟”之说的，只不过力求《鸱鸮》的诗义主旨从周公向成王表白心迹的方向，转移到“周公悔过以儆成王也”［37］。无论是表白心志，还是悔过儆戒，其中的喻指显然离不开商周对抗、武庚叛乱，以“针肓起废”“循文会意”著称的《诗经原始》仍在沿用宋人之说可证，两宋学者的阐释是何等地深入人心。

自五代邱光庭开始经两宋至清代，《鸱鸮》诗义的阐释完成了三个层次的转变：一是“鸱鸮为恶鸟”形成定论，二是鸱鸮喻指武庚，三是前两种说法与毛传的融合汇通。这三个层次的转变是递进的：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，而后者又是前者的进一步推衍和接续。经过递进而互证的三次转变，所形成的认知往往是“鸱鸮为恶鸟”成为自古而然的“定论”。鸱鸮为恶鸟说，起自于五代，两宋时期形成定论，当代学界之所以误解为此说始于毛传郑笺，实为吕祖谦、黄櫄、马瑞辰等人阐释的结果。从这一误解也可以看出，两宋学者有关鸱鸮为恶鸟且喻指武庚的观点，早已潜移默化地影响至当今。

五 “鸱鸮为小鸟”的确证与三家诗

与“鸱鸮为恶鸟”说占据着阐释的主流话语相比，两宋之后仍然有一些学者坚守鸱鸮为小鸟的观点，如王夫之《诗经稗疏》云鸱鸮即鹪鹩，“以《诗》言之，鹪鹩之为巢也坚固，故曰：‘绸缪牖户。’其巢也卑，人易侮焉，故曰：‘今女下民，或敢侮予。’系于弱枝，易于飘动，故曰：‘风雨所漂摇。’然则此为鸱鸮之自言，而非告鸱鸮之词审矣”［38］。显然，与两宋学者的“鸱鸮为恶鸟”相比，王夫之明确认定“鸱鸮为小鸟”，并以具体诗句来衍说“鸱鸮鸱鸮”乃为小鸟自言，而非他鸟所告之词。

同样，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云鸱鸮即“《大戴礼》之‘鸠’、《荀子》之‘蒙鸠’也”，又因杨倞注“蒙鸠，鹪鹩”和“《小毖》笺鹪，或曰鸱鸮矣”，力证荀子所云“蒙鸠”即“鸱鸮”，且为小鸟，其义是“周公以自喻也”［39］。

姚炳《诗识名解》卷三，书影，四库全书本

与王夫之、陈 奂相比，姚炳《诗识名解》对鸱鸮为恶鸟的反驳最有力度，同时其立论的“鸱鸮为小鸟”之说也更具可信性和说服力。姚炳明言“毛郑皆依《释鸟》文以鸱鸮为小雀，与诗义极合”，指出“误鸱鸮为恶鸟之始”应为郭璞注《尔雅·释鸟》以为鸱类，“而后儒宗之，以小易大，匪特名物失真，而诗义亦晦”；至于陆佃、吕祖谦等人以鸱鸮为鸱类、巧妇与鸱鸮为两物、鸱鸮为恶鸟均误，因为“鸱鸮，非鸱亦非鸮”，“如蜗牛、莎鸡之类”不可偏举，所谓“鸱鸮鸱鸮”如同“予唯音哓哓”，“是哀鸣不辍之意”，也是“其自呼盖如此矣”，因此汉人乃至陆玑释鸱鸮为小鸟“核之诗义情状吻合，确然无可疑者”。［40］以先秦两汉的文献来看，两宋至当代学界所普遍认为的恶鸟之“鸱鸮”，在那一时期并不称之为“鸱鸮”，而称之为“鸱”“鸮”“枭”或“望鸱”“鸱”等［41］，如清华简《四告》因望鸱“日来服，集止于先公寝庙”，而召伯虎祈禳去除不祥或灾祸［42］。显然，姚炳的辨析更为符合先秦两汉文献所映照的事实。

这些学者的辨析至少再次证明在两汉时期“鸱鸮为小鸟”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。同时，毛传、郑笺对于《鸱鸮》诗义阐释的差异也说明，《鸱鸮》一诗的主旨在两汉时期并没有形成定说，它的主旨处在变动、游离、多样性阐释的形态，否则两者的解读也不会出现如此显著的差异。这一现象启发着我们进一步思考“三家诗”对于《鸱鸮》的解读，特别是毛诗与“三家诗”的区别更值得重视。

关于“三家诗”对《鸱鸮》的阐释，王先谦认为《史记·鲁世家》“武王崩，周公当国，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，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，遂诛管叔，杀武庚，放蔡叔，宁淮夷，东土二年而毕定。周公归报成王，乃为诗贻王，命之曰《鸱鸮》”，为“鲁说”［43］，其实司马迁采用的是流行于两汉时期的《尚书》“金縢故事”，而不能以此判定其为鲁诗说。王先谦认为《焦氏易林》“鸱鸮破斧，冲人危殆，赖旦忠德，转祸为福，倾危复立”“鸱鸮，治成遇灾，绥德安家，周公勤劳”是“齐说”，其实《焦氏易林》占辞多采当时社会流行之言乃至“隐士之说”［44］，其将《鸱鸮》与周公相关联虽言之模糊，但与《史记》一样应来自《尚书·金縢》，因此也不能以此来判定这是“齐诗”言《鸱鸮》之诗义。由此，使用“《史记》用鲁说，《易林》用齐说”推出“鲁齐诗无异义，韩诗当同”的结论［45］，是不恰当的。

客观而言，我们很难判断“三家诗”和毛诗一样将《鸱鸮》与周公故事（无论是周公出奔还是周公东征）相关联：西汉“四家诗”有关《鸱鸮》诗义的解说，现在只存毛诗、韩诗两家，其中毛诗的解说相对比较完整，诗义也较为明确、清晰，而韩诗只存片段。至于鲁、齐两家之说无存，因此难知详情。但是，东汉赵岐在注《孟子》时明言《鸱鸮》是“刺邠君曾不如此鸟”［46］。目前我们尽管很难判定赵岐之说属于“三家诗”的哪一家［47］，不过赵岐的引说在于强调讽谏邠君，也没有将《鸱鸮》与周公相关联。赵岐的这一解诗倾向值得我们反思韩诗遗说所反映的信息。如同赵岐的注文一样，现 存韩诗遗说也呈现出不同于毛诗的阐释方向：

鸱鸮，所以爱养其子者，适以病之。爱养其子者，谓坚固其窠巢。病之者，谓不知托于大树茂枝，反敷之苇，风至折巢覆，有子则死，有卵则破，是其病也。［48］

这一解说视鸱鸮为小鸟，如同毛传、郑笺，因此也被陆玑所采用；另外，赵岐注《孟子》也云“鸱鸮，小鸟也”。可见，韩诗遗说再次验证着一个明确的事实：“鸱鸮为小鸟”乃是汉人的共识。由于现存韩诗之说太少，我们不便遽然判定韩诗是否认为《鸱鸮》与周公存在关联，但从上述遗说来看，其义在于强调鸱鸮爱其子不得其法，以至最终卵破子死、巢室倾危，即所谓“所以爱养其子者，适以病之”。这一说诗倾向，与周公之德显然没有关联：其中的小鸟鸱鸮，是被讽刺、鉴戒的对象，很难与毛诗所解释的周公自喻相联系。因此，可以判断，在西汉时期官学多专受一经的情况下［49］，不同于传自民间的毛诗根据《金縢》将《鸱鸮》与周公相关联，“三家诗”特别是韩诗并没有把鸱鸮视为周公的自喻：《鸱鸮》作为一首禽言诗，主旨强调的是做事“得其法”，否则就会像小鸟鸱鸮一样，卵破子死、巢倾室危；也正是因为要避免这样悲剧的发生，所以要未雨绸缪，不但要事先“绸缪牖户”，而且要托巢于“大树茂枝”。无疑，与毛传、郑笺凸显周公之德相比，韩诗对《鸱鸮》的阐释重在告诫，着意于做事的方法和策略，进而避免不幸和灾难。

陈寿祺、陈乔枞《三家诗遗说考·韩诗遗说考》卷二之三，续修四库全书本

六 孟子、荀子的阐释与西汉的接续

“三家诗”之韩诗，对于《鸱鸮》主旨的解读，并非出于向壁虚造，以现存的汉代典籍而论，相关记载也能折射出韩诗之说在当时的社会颇有较为广泛的接受面。如《易林》“《谦》之《遁》”云：“桃雀窃脂，巢于小枝。摇动不安，为风所吹。寒心慄慄，常忧殆危。”［50］这一占辞描述的内容，如同韩诗所说《鸱鸮》，其中“桃雀”也与汉人将鸱鸮视为小鸟相应。相似的言辞，也见于《说苑·善说》所记“孟尝君寄客于齐王”一节，其中客谓孟尝君曰：“臣见鹪鹩巢于苇苕，着之以发，建之，女工不能为也，可谓完坚矣。大风至，则苕折卵破子死者，何也？其所者使然也。”［51］这里的鹪鹩，如同《易林》中的桃雀，陆玑已证两者都指向于鸱鸮，它们在验证“鸱鸮为小鸟”的同时，也呈现出韩诗之说《鸱鸮》并非局限于学派内部。王先谦认为《说苑》所言“鹪鹩巢于苇苕”是“鲁家说”［52］，如此看来，在“三家诗”中，至少鲁诗与韩诗在《鸱鸮》释义方面是相同的［53］。这一现象在说明“三家诗”中至少鲁诗、韩诗没有将《鸱鸮》与周公相关联的同时，也昭示着鲁诗、韩诗的解说应该渊源有自，而非仅仅局限于汉代。

孟子像，清殿藏本，采自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《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》

于此，战国时期的孟子、荀子对《鸱鸮》的阐释显然值得重视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记载：

孟子曰：“……国家闲暇，及是时，明其政刑，虽大国必畏之矣。《诗》云：‘迨天之未阴雨，彻彼桑土，绸缪牖户。今此下民，或敢侮予？’孔子曰：‘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！能治其国家，谁敢侮之？’”［54］

孟子引用《鸱鸮》第二章无疑为了说明“国家闲暇，及是时，明其政刑”，如此治国理政“虽大国必畏之矣”。从孔子对此章的赞叹可知，他的观点如同孟子，即“能治其国家”必然将功夫下在平常——未雨绸缪、“明其政刑”。显然，通过孔子、孟子的言说可知，他们不但不知《鸱鸮》与周公的关联，更在于强调《鸱鸮》所展示的治国理政的方法和道理，而这一点正与韩诗解说的旨向相一致。

荀子像，清殿藏本，采自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《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》

与孟子相 较，荀子与韩诗遗说的一致性则显得更为直接而明晰。《荀子·劝学》云：

南方有鸟焉，名曰蒙鸠，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，系之苇苕，风至苕折，卵破子死。巢非不完也，所系者然也。［55］

荀子所言虽非针对《鸱鸮》的诗义，但显然与韩诗遗说文意相同［56］，只是主角有别：一为鸱鸮，一为蒙鸠。杨倞注：“蒙鸠，鹪鹩也。苕，苇之秀也，今巧妇鸟之巢至精密，多系于苇竹之上是也。”［57］陈奂、王先谦等人多以此证蒙鸠即鸱鸮，其实，杨倞的注解还有另一种说法，即“或曰：一名蒙鸠，亦以其愚也”［58］。无论哪一种，其中“蒙鸠”即韩诗遗说之“鸱鸮”。荀子使用蒙鸠事例，意在说明“言人不知学问，其所置身亦犹系苇之危也”［59］。显然，这是使用鸱鸮之悲剧言说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于“学问”，此与韩诗所言鸱鸮“爱养其子者，适以病之”因为“不知托于大树茂枝”相映照。

孟子、荀子同属战国时期的儒家名士，一取“未雨绸缪”之义，一取“所托非物”之义；前者强调闲暇而明政刑，后者关注学问之于安身立命的重要性，两者阐释导向有别，但都凸显《鸱鸮》的告诫、鉴戒意义，而且也没有与周公相关联。

结语

要之，从先秦至当代关于《鸱鸮》的阐释历程，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。

1.先秦至西汉早期（甚至延续至东汉末年），代表性观点如孟子、荀子乃至“三家诗”之韩诗、赵岐注文，认为“鸱鸮为小鸟”，且没有将诗义与周公之事相关联，《鸱鸮》的主旨在于告诫世人行为处事要“得其法”、要“知道”（孔子语），而要做到这一点不但需要未雨绸缪，而且需要“托于大树茂枝”，否则就会产生小鸟鸱鸮的悲剧：卵破子死、巢倾室危。

2.西汉中后期经东汉末年至唐代，代表性观点如毛诗、郑笺乃至孔颖达的《毛诗正义》，认为“鸱鸮为小鸟”，且喻指周公，《鸱鸮》一诗重在展现周公向成王表达心迹。与前一个阶段不同，毛传、郑笺坚守“鸱鸮为小鸟”的同时，根据《尚书·金縢》《史记·鲁世家》等，将《鸱鸮》与周公紧密联系在一起。毛传、郑笺阐释的不同旨向，在展现周公与《鸱鸮》结合之初的缝隙和矛盾的同时，也确证着《鸱鸮》一诗的主旨在汉人看来并非固定不变，而是可以多样阐释和解读的。

3.五代至两宋之际，代表性观点如欧阳修、陆佃、吕大临、朱熹，认为鸱鸮为恶鸟，并且随着阐释的推进，指出鸱鸮喻指商人武庚。在这一时期，学者一开始认定《鸱鸮》一诗是鸟之爱巢者对鸱鸮的控诉，所谓“鸱鸮鸱鸮”为呼告之语而非自道之辞；随之，判定鸱鸮的喻指不是周公，而是商人武庚，鸟之爱巢者喻指周公。于此，《鸱鸮》一诗通过展现商人武庚对周王朝的威胁，来强调周公之于周王室的辛勤经营和肝胆忠心。

4.南宋至明清时期，代表性观点如吕祖谦、黄櫄、马瑞辰等，他们延续两宋学界的观点，一方面坚信鸱鸮为恶鸟且喻指商人，另一方面又将这一阐释与毛传相对接，认为鸱鸮为恶鸟且喻指商人就是毛传的观点，即尽力将两宋学者的阐释上溯于毛传，以弥合两宋阐释与毛传的缝隙。在这一时期，尽管诸如王夫之、陈奂、姚炳等力辨鸱鸮为小鸟非恶鸟，但鸱鸮为恶鸟之说仍占据着学界的主流地位，以至这一观点延续至当代学界：当代学者结合出土陶器、青铜器、纹饰乃至清华简等相关证据，一再承继、确证着宋人的阐释。

以上四个阶段，在呈现《鸱鸮》诗义阐释历程的同时，也反映出它与周公之间脱离、组合的全过程：先秦至西汉三家诗，认为《鸱鸮》与周公无关，其诗义在于言说小鸟筑巢不得其法而引起的悲剧；毛传、郑笺将之与周公故事相关联，认为诗义在于言说小鸟筑巢的艰辛与持久，喻指周公以此感动成王使之理解自己的心迹；其后，《鸱鸮》与周公建立了必然的联系，以至宋人在将鸱鸮理解为恶鸟且喻指商人武庚之时，也将周公视为鸟之爱巢者，宋人的这一做法经元明清又传承至当代。

《豳风图》长卷，传（元）林子奂作，纸本，水墨，26.5x446cm，收藏者不明，曾在首都博物馆、上海龙美术馆（西岸馆）展出

注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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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1］严正道：《“鸱鸮”考辨》，《重庆社会科学》2007年第9期；田永涛：《〈诗·豳风·鸱鸮〉“鸱鸮”释名与语指诸说辩证》，《清华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09年第S2期；逯宏、刘生良：《〈豳风·鸱鸮〉诗旨与“桑土”新解》，《诗经研究丛刊》2015年第1期；亓晴：《〈诗经·豳风·鸱鸮〉与周公关系考论》，《诗经研究丛刊》2015年第1期。

［2］清华简《金縢》原名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”（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壹）》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李学勤主编，第157页，中西书局2010年版），为称述方便，本文以通名称谓。关于鸮鹰图像、鸱鸮纹饰与商人乃至《鸱鸮》的密切关联，参见马银琴《两周诗史》，第126—135页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。

［3］如曹胜高认为“清华简《金縢》表明《鸱鸮》非周公所作而为周公所用”，“《鸱鸮》当作于周公之前”，它的政治背景是商王武丁“用武力逼迫周族臣服”而周族被迫由豳迁岐；叶舒宪结合鸱鸮的自然属性、文化价值以及出土的鸮纹、鸮尊、陶鸮等，认为《鸱鸮》本是“祝祷仪式上的人神对话”，其中的鸱鸮指鸱鸮神，属于神灵世界中的重要一员，而“取子”“毁室”是对“亵渎侮辱神明者必遭惩罚报应”。参见曹胜高《〈鸱鸮〉与“武丁周”“实始翦商”史事考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17年第2期；叶舒宪《经典的误读与知识考古——以〈诗经·鸱鸮〉为例》，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06年第4期。

［4］叶舒宪：《经典的误读与知识考古——以〈诗经·鸱鸮〉为例》，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06年第4期。

［5］［6］［7］［8］［10］［11］［12］［13］［14］［15］［16］［17］［18］［19］《毛诗注疏》，郑玄笺，孔颖达正义，第732页，第732页，第732页，第733页，第732页，第733页，第733页，第734页，第733页、第734页，第733页，第734页，第734页，第734页，第733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。

［9］曹胜高：《〈鸱鸮〉与“武丁周”“实始翦商”史事考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17年第2期。

［2 0］丘 光庭：《兼明书》，《兼明书及其他二种》，王云 五主编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280册，第19页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。

［21］［22］欧阳修：《诗本义》，《儒藏》（精华编二四），北京大学《儒藏》编纂中心编，第50—51页，第51—52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。

［23］苏辙：《诗集传》，《儒藏》（精华编二四），北京大学《儒藏》编纂中心编，第300页。

［24］朱熹：《诗集传》，赵长征点校，第122页，中华书局2011年版。

［25］刘瑾：《诗传通释》，第349页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。

［26］［27］［28］［29］吕祖谦：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，《儒藏》（精华编二五），北京大学《儒藏》编纂中心编，第255页，第255页，第255页，第255页、第256页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。

［30］如朱熹云“人言何休为公羊忠臣，某尝戏伯恭为毛郑之佞臣”（《朱子语类》第8册，黎靖德编，第2950页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）。

［31］李樗、黄櫄：《毛诗李黄集解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71册，第354—355页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。

［32］［33］［34］［35］马瑞辰：《毛诗传笺通释》，陈金生点校，第471页，第471页，第472页，第471页，中华书局1989年版。

［36］［37］方玉润：《诗经原始》，李先耕点校，第318—319页，第316页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。

［38］王夫之：《诗经稗疏》，《船山全书》第三册，《船山全书》编辑委员编校，第104页，岳麓书社1992年版。

［39］陈奂：《诗毛氏传疏》，《儒藏》（精华编三三），北京大学《儒藏》编纂中心编，第369页。

［40］姚炳：《诗识名解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86册，第346—348页。

［41］见于《陈风·墓门》、《大雅·瞻卬》、《尚书·吕刑》、《庄子·秋水》、清华简《四告》以及毛传。

［42］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（拾）》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、黄德宽主编，第123页，中西书局2020年版。

［43］［45］［52］王先谦：《诗三家义集疏》，吴格点校，第526页，第527页，第528页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。

［44］班固：《汉书》，颜师古注，第3601页，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

［46］［54］《孟子注疏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，阮元校刻，第2689页，第2689页，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
［47］陈乔枞认为赵岐使用的是两汉“三家诗”中的鲁诗，并指出“周公所作贻成王之诗而以为刺邠君者，不敢斥言王，故托邠君”（陈寿祺、陈乔枞：《三家诗遗说考·鲁诗遗说考》卷二之四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76册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编纂委员会编，第160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）。显然，陈乔枞是在弥合毛诗与三家诗的不同。

［48］陈寿祺、陈乔枞：《三家诗遗说考·韩诗遗说考》卷二之三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76册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编纂委员会编，第599页。

［49］参见叶国良、夏长朴、李隆献《经学通论（修订版）》，第262—263页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。

［50］焦延寿：《〈焦氏易林〉注译》，芮执俭注译，第225页，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。

［51］刘向：《说苑校证》，向宗鲁校证，第273页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。

［53］另外，以东汉熹平石经采用鲁诗来看，赵岐注《孟子》所说的“刺邠君”极有可能为鲁诗之说。

［55］［57］［58］［59］王先谦：《荀子集解》，沈啸寰、王星贤点校，第4页，第4页，第4页，第4页，中华书局1988年版。

［56］荀子所言“蒙鸠”与《鸱鸮》相关，这也是后世学者屡屡引用荀子之言的基础和前提。

END

|作者单 位 ：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

|本文原刊《文学评论》2021年第4期第18-26页，原创内容如需转载，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